民国大师的语言能力真的那么厉害吗？

他们分别是：？？？？？

提起民国，人们总是对它又爱又恨。爱它的繁华和优雅，恨它的黑暗与腐败。它给人的感受，恰如那病榻上缭绕的大烟气息，在民国独有的腐朽暗淡的底色上一寸一寸健旺，吞噬了光明平和，吐出了择人欲噬的迷瘴。但不可否认的是，民国一直被誉为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动乱和发展使民国时期的文学达到了近几个世纪的顶峰。诸如辜鸿铭、赵元任、陈寅恪，个个都是大师中的大师，知识分子中的翘楚，他们的语言能力自然也是不逞多让。今天，就让我们来探访这些语言能力开挂的超级知识分子们。

辜鸿铭（点击了解更多）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国学造诣极深，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他的思想影响跨越20世纪的东西方，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又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季羡林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而陈寅恪、赵元任（点击了解更多）、钱钟书等大师的语言功力想必大家早有耳闻，在此我就不赘述了。

清末民初，清政府战败所设的庚子赔款促成了民国第一批具有良好外语水平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那些精于孔孟之道的老儒生们不同，这些能熟练使用外语文字的学生们既在专业研究上成绩优异，又在国际格局上视野开阔，学成归来的他们很快成为了清政府及北洋政府的栋梁之才，这也进一步促成了民国时的留学和研习外文的热潮。（关于民国时期的留学热，可以参考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加之清末民初时期，许多外国传教士和有关组织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学校内自然少不了外文课程，不少家长也乐于将孩子送到教会学校接受西式高等教育。除了以上几个原因，还有三点是我认为民国知识分子学习外文不可或缺的因素。

他们分别是：？？？？

一、丰富的生活或学习经历

民国那些文化圈子大神几乎都有着留学经历，一方面是因为民国之后思想逐步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再愿意固步自封，另一方面环境熏陶也能加速人的语言习得，使语言学习更加地道可靠。像辜鸿铭先生，自10岁起就随其英国义父前往苏格兰学习，先后在英国法国研修文、史、哲以及社会学，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刺激了他的求知欲，而外语环境也促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法、德和希腊语拉丁语。一般来说，儿时或者青年时期丰富的生活环境转换，不仅能够促进一个人独立，更能激发一个人的思想深度，包括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对斑斓文化的欣赏，以及高于生活的思考。这点在民国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以及家庭条件

翻阅史册，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有着卓越成就能流利说一门或者几门外语的民国知识分子往往来自簪缨世族或者书香世家。虽然寒门学子成功的例子也不少，但不可否认，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学子能够衣食无忧地上大学或参加各种沙龙聚会，他/她必定是来自一个殷实的家庭。胡适，梁思成，徐志摩，陆小曼，张爱玲等等，无不是出生于世家望族或富商大贾之家。再者，一个名门望族的存在，也是由几代沉淀下来的。以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为例。梁思成的父亲是梁启超，清末著名思想家，而林徽因的祖父和父亲历任清末和北洋政府高官，叔叔林觉民则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两人的子女也是新中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插一个小百科：徐志摩和钱学森之妻蒋英以及金庸，三人是表兄妹。）在那个年代，知识可以说还是被垄断的，劳苦大众是被隔绝的。

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民国前期军阀林立，后期内忧外患，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作为学子，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秉持着读书救家国的信念。他们有的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勤勉翻译外国著作，以思想启迪更多有志之士投入革命；有的留学欧美，刻苦学习军事与科学等专业技能，回国为国家效力；有的以笔做刀剑，针砭时弊，为国内受众揭露危难现状，激励人民站起来推翻强权当家作主。

她们分别是：？？？

以前人们谈起民国的知识分子们，总会以政治因素来分析他们，一句庆幸，一声惋惜，一脸厌恶，就定下那些曾经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基调，仿佛他们能提前感知哪个政权会胜利似的。这些年来，大家已经能够相对客观公正地评价那些逝去的大师们，或者仅从学术方面评价。然而，近年来，随着“民国”大热，各种民国文人的爱恨情仇，甚至花边暧昧小故事层出不穷，由于既能满足受众的八卦心理，又能彰显谈论者的“有文化”，可谓是深受欢迎。与此同时，各种商家也开始增印各种民国知识分子的书籍，为了宣传，扉页上常常会打上“某某某乃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某某精通十数种语言”“某某外语能力赶超某国国民，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大部分人喜闻乐见，然而一小部分人则提出质疑。

在一小部分提出质疑者中，青年翻译家李继宏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者。这位青年翻译家的名著重译本总是会在扉页上印着：“史上最佳译本”“最成功的青年译作家”。李于2013年在其新书《瓦尔登湖》译本发布会上，称“钱钟书和陈寅恪的外文水平都很低”，李提及民国翻译家时讲到：‘’这些名著译本的翻译时间决定了它们是过期的，是错漏百出的，是不符合这个时代需要的。“在谈及陈寅恪这位“大热人物”时，李表示：“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的那批人，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人的外文水平都是很有限的。譬如被神化的很厉害的陈寅恪，据传会十数种外语，然而能找到的两篇英语论文，笔法都很幼稚，和大学生作文差不多。”（李继宏采访来源于深圳晚报）虽然这种行为有博眼球之嫌，但说的话却不无道理。时代变了，以前那些民国知识分子借阅书本苦苦翻阅大半月典籍才能找到的知识点，我们现在只需点击一下搜索引擎，科技的发展使得知识和讯息普及度迅速变广，大家不再敬仰崇拜神化某位大师，而是学会了质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也被迅速普及，知识不再被垄断。

因此，时代成就伟人和乱世出英雄是有道理的。那个特定的年代，各派文人互相抨击和吸收对方观点，才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景，而当今，已经很少有人能够静下心坐下来研究某个现象或者理论了。你可以说民国时期那些大家的外语口音不如你纯正，文法不如你严谨，译作与现实脱节，但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在于他们能在有限的资源里尽可能多地利用并去创造，其思想高度和创造力才是此中之道。尽管民国时期的资源水平有限，但也正是那一批人，奠定了未来中国的框架，从无到有难道不比从少到多更值得钦佩吗？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我们，只不过是借助了科技的发展而已，更何况连这科技的飞跃都是由前人奠基。所以，还是多点尊重吧。